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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博士的这《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价值。简单地说，它指出了美式（更大程度上是欧式）反垄断法的种种圈套和谬误，而许多国家正在生搬硬套这种反垄断法。只要读完这本著作，你就会奇怪在经济科学当道的年代竟然还有如此错漏百出的东西，而且还会惊叹其它国家竟然还会对这趟混水趋之若骛。
兆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阐释为什么一系列的现象——诸如企业扩大规模、锁定转售价格、企业纵向整合、低于成本定价、价格歧视和多种类型的合并——其实都是促进竞争和有益经济的行为。不幸的是，用来解释这些好处的这些强有力的经济逻辑，以前并不总是被人理解。美国的反垄断法始于1890年，但兆丰所介绍的这些令人折服的解释，许多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成形的；而尽管美国的法院在过去这些年里已经开始重塑反垄断法，以求体现这些新知识，但其他国家的法院和管制者却似乎要让智力的时钟定格在1950年附近，而那恰恰是反垄断思维荒诞不经的高峰期。
所以尽管这几十年来，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政治和经济思辨的每个角落，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垄断思维，却恰恰在那些声称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最大效用的国家里大行其道。兆丰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对经济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这个现象的第一个根源，也是经常被低估的根源，就是经济学无知。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的拥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则，他们就应该更钟情于1950年代后的反垄断司法实践，而不是1950年代前的理论。为了细述经济学新知的重要性，兆丰详细介绍了在美国法学院以“法与经济学”驰名的学术运动的演变历程。那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学术进步。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影响了法学教授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对美国联邦法庭的法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大部分的反垄断实践就是在联邦法庭里进行的。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的活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些新知，反垄断的图景里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改进。
但是，用“无知”来进行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它无法解释政客和管制者为什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别的问题上犯傻。于是，兆丰闯入了一个在反垄断学术圈内罕有人谈及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对解释反垄断世界里的许多现象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主题，即“对政治行为作经济学分析”，本身就属于新近的研究成果，虽然它的框架已经越来越形式化和趋于完整了。现在，通过运用经济分析工具，深化对现代美国反垄断的理解，我们才开始明白政客和管制者的个人利益如何符合逻辑地（尽管这对社会是不利的）驱使他们倾向于老式的反垄断政策。
这《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将掀掉读者头上的蒙眼布，把错误最初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们为什么至今还挥之不去解释得一清二楚。任何一个走完这个思想历程的人，都会深深地怀疑反垄断法究竟对社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即使政策制定者出于其自身的原因执迷不悟和一意孤行，我们也至少知道该如何缓解其决策的恶劣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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