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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实录(开幕式)
上传时间:2015/7/25
浏览次数: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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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段  时间:830120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学术报告厅

开幕式  8309:00

主持人: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

嘉宾致辞:

1.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Fiona Connell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法律总顾问办公室主任,Principal Counsel of 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sel,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C Resident Mission

3.魏耀荣(全国人大法工委咨询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荣誉仲裁员,全 国人大法工委原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尊敬的王利明校长Fiona Connell女士魏耀荣教授Nico Howson教授,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早上好!“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打造投资者友好型证券法,推动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现在开始。

大家注意到今天是个好日子,后面的背板也是红色的。为什么背板是红色的呢?因为本周四、本周五千股涨停。但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股市的大屏幕是红的,还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法治的春天已经到来,法治已经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6月中旬到7月初在德国授课,当时德国教授问我中国股市怎么了?我说没事,但其实心里头是十分着急的。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的大方向:“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法治也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与治理的基本方式。要确保我国资本市场活力焕发、长治久安,必须增强我国资本市场法律环境的公平性、稳定性、连续性、透明度、能见度、公信力与可预期性。资本市场的市场化与法治化如影随形,贯穿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与治理的全过程,必须同步推动,携手同行。

今年42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读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请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共16章338条,其中新增122条、修改185条、删除22条。修订草案确立了股票发行注册制,确定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法律规则,健全了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尊重了证券行业的自治与创新,突出了监管者的简政放权,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完善了跨境监管合作机制,提高了失信惩戒力度。

鉴于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今年315日修改的《立法法》是法律的标准法,也是法律产品的质量法。

1条开宗明义将提高立法质量列为《立法法》的立法宗旨;第5条要求立法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为提高科学立法水平,新《立法法》第36条规定:“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为广泛募集民意,新《立法法》第37条要求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委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并将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为避免重大立法失误,并及时发现与补救立法漏洞,新《立法法》还增加立法预评估、法律清理、制定配套规定、立法后评估等一系列推进科学立法的新举措。例如,该法第39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为积极推动《证券法》修改工作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充分释放法治的正能量,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民主化、诚信化、公平化、民本化与全球化进程,大力推进投资者权益保护事业,全面建设投资者友好型社会,拉动国民经济可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早日实现我国公众投资者共享国民经济发展成果的中国梦,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的题目就确定为打造投资者友好型证券法,推动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

我们今天将围绕我国当前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从立法论角度对证券法修改面临的重大热点难点和争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探讨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相关议题:(1)升级版《证券法》肩负的历史使命;(2)升级版《证券法》的立法理念;(3)现行《证券法》实施的法律效果、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全面评估;(4)现行《证券法》的理念偏差与制度漏洞;(5)《证券法》的调整范围;(6)资本市场的行政监管体制;(7)证券市场监管职权的配置与法治政府建设;(8)资本市场的协同共治体系;(9)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制度设计;(10)债券发行制度改革;(11)支撑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12)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与控制权市场监管的完善;(13)信息披露制度的全面升级;(14)鼓励资本市场创新与强化资本市场诚信之间的制度对接;(15)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机制;(16)资本市场的公益诉讼制度与惩罚性赔偿制度;(17)证券执法和解制度;(18)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角色定位;(19)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协调;(20)升级版《证券法》的公平性、可操作性、可诉性与可裁性;(21)对《证券法》的其他修改建议。

“彩虹总在风雨后”。在《证券法修订草案》一读审议后,我们在六月下旬以来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救市运动。在国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手段、货币手段、法治手段之后,我国股市终于在本周四和周五迎来了千股涨停的企稳向好景象,投资信心逐渐增强。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股灾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经验需要提炼和萃取,进而纳入升级版的《证券法》。总结我国依法应对6月份以来股价大跌事件的成功经验,建议新《证券法》增设证券期货市场失灵应急预案制度,全面规定市场失灵的分级、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处置程序与应急保障措施等内容。

但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如何确保政府救市的行为既符合市场规律,也符合法治规律尤其是契约精神与法治政府精神?换言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并在尊重市场规律和法治政府规律的基础上依法救市、科学救市?如何依法判断资本市场是否失灵?资本市场失灵的核心标志是流动性的丧失,还是股指大跌,抑或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秩序的严重践踏,还是兼而有之?资本市场失灵的根源除了市场主体的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无监管理念及制度设计的盲区?如何将判断资本市场失灵的条件与程序纳入法治化轨道??如何避免监管失灵?如何确保常态化的制度设计与应急性的制度设计之间的无缝对接?哪些与传统证券法原理和制度设计不相吻合的应急性制度设计与制度解释需要写入《证券法》?如何在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体制下铸造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盲区?多龙治水的监管体制应否改革?一龙治水、综合监管的体制是否适用于金融市场?如何丰富政府救市的工具箱?诸多就救市的手段之间如何兴利除弊、扬长避短,实现无缝对接?救市手段之间有无先后次序?如何理顺不同救市手段之间的优劣顺序?如何确保在下次股灾发生时国家能够淡定从容地从监管工具箱中依次优选成本最低,政府与纳税人负担最轻,对市场自治与契约精神伤害最小,而法律效果、市场效果与社会效果最好的救治工具?如何避免市场失灵后政府救市措施的二次失灵?如何正确处理好市场创新与商业诚信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兴利除弊,处理好技术创新与规则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都是我们新版《证券法》必须面对的新话题。

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在资本市场风平浪静、莺歌燕舞时要推行法治,在资本市场风高浪急、白浪滔天时,也要推行法治。政府既要善于运用财政手段与货币政策手段调控股市,更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维护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政府没有义务担保股价一路高歌猛进、只涨不跌,但政府有义务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政府和司法机关有义务严厉打击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做到重典治乱、猛药去疴、不枉不纵。

笔者认为,倘若恶意的期指做空行为是六月份以来股价大跌的主要原因,而且构成了操纵市场的行为,必须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刑事责任、信用制裁等手段制裁违法行为。因此,政府和公众投资者不必对操纵市场导致的股价大跌的严重损失买单,但是违法犯罪的主体要对此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包括民事赔偿、罚款、罚金、没收、自由刑、资本市场禁入等信用制裁)。

笔者在7月6日接受澎湃新闻社采访时明确建议“证监会 、公安部等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股市大跌背后有无操纵市场的行为。当然,既要打击操纵市场的行为,也要打击内幕交易与虚假陈述等资本市场中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对于违法犯罪主体要一碗水端平,对各类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平等监管,一体调查,一体追责,坚决反对选择性调查与选择性执法。不管违法者是来自境外的机构投资者,还是境内的投资者;也不管违法者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更不管违法者是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抑或混合所有制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上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显示监管部门要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动作”。舆论传出,沪深两市开始回暖,绝非偶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治方式、法治手段不能被财政或货币手段取代的独特魅力。当然,在股价大跌之时要打击失信行为,在股价上涨之时也要打击失信行为。

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讨会。既有来自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专家,也有来自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今年我们没有像往年论坛那样邀请省部级领导干部参会。主要目的是是使我们今天的讨论更接地气,更深入、更务实、更专业、更自由。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出席此次研讨会的外国专家既有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Nico Howson教授,也有来自ADB的资深法律专家Fiona Connell女士。

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China Daily、《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华夏时报》、《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朋友们将对本次论坛予以权威、深入的报道。各位专家学者字字珠玑的真知灼见还将刊登在《中国民商法律网》和《资本市场法治网》上。在此,我们对在座的每一位嘉宾和朋友们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个礼拜,王利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又一部厚重作品《法治:良法与善治》。笔者有幸作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先睹为快,有顿开茅塞之感,写了一篇读后感。那么,如何打造资本市场的良法善治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致开幕词。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尊敬的魏耀荣先生,尊敬的Fiona Connell女士,尊敬的Nicholas Calcina Howson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热烈欢迎大家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主办的、亚洲开发银行协办的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个人觉得这几年商法研究所在刘俊海教授的带领下,通过举办各种论坛、讲座、学术会议,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举办的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每一届都非常成功,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国家证券市场的立法、司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这个论坛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社会知名度的一个学术论坛,我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下面我想就资本市场的法治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大家知道最近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股市就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许多股民可以说经历了大喜大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确实感受到资本市场的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证券投资者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影响。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采取多种方式救市。我觉得这些措施应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救市的措施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推进资本市场的法治,还是要通过法治来规范资本市场、来建立一个有序的、健康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最需要法治的。首先中外历史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资本市场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为投资者权利保护而奋斗的历史,就是一个法治在不断健全的历史。有人说资本市场极为脆弱,极为敏感,我觉得这个敏感其实就是对法治的敏感。法治有一点点缺陷,就必然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来,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包括最近股市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法治建设中所存在的这些漏洞,所以我们要真正地打造一个健康的、完善的、有序的、规范的资本市场,关键还是要推进法治。可以说法治强市场兴,法治弱市场衰,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所以,从长远来看,最终还是要通过法治来解决问题。短期的政策效益是非常必要的,但它毕竟是短期的措施,长效的机制就是法治。法治的基本核心内容就是良法善治,下面我想就良法善治谈三点意见。

第一点,进一步修改完善《证券法》,形成规范证券市场的良法。刚才俊海提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一读审议了《证券法》修订草案。这个修订草案对促进《证券法》的完善十分必要、十分及时,但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个人提三点建议。首先,要在第八章进一步充实和强化投资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一系列权利的保护。比如说修订草案为了保护投资者分红权,在171条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但是在法律层面当中找不到违反该条的法律责任,而且即使上市公司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若上市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在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下拒绝向中小股东分红,而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变相分红,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如何寻求司法救济,这也成为一个难题。所以应当细化这一条的规定,增强有关分红制度的刚性,规定相应的法律措施。

其次,进一步完善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的规范。这次大家也看到了股市这样一个急剧的波动,其中确实存在着操纵市场的问题,而且可能还比较严重。但是现行法律对操纵市场规定得非常简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2003年先后针对虚假陈述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还没有明确、详细的司法解释规定,而且针对虚假陈述的这两个司法解释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在民事责任方面主要规定了公司的责任,对于有过错的董事高管规定得还很不明确、很不详细,很容易被逃避责任,这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解释在虚假陈述领域民事责任方面的功能发挥。我个人建议,在有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方面也应当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和《证券法》配套,从而形成一个针对现在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的完整规范体系。

最后,重视民事责任的作用。大家知道证券违法行为都会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害或财产损失,但是我们的《证券法》主要还是强调行政处罚,对民事赔偿一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实际上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都具有逐利性的特点,所以剥夺这些违法行为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是最有效遏制这种突发行为的有效手段,因此民事责任在防范违法行为方面具有行政处罚所不具有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一直呼吁要在《证券法》里面加大民事责任的效果,要完善这方面的制度规定。比如说我们在责任认定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个人责任,在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对董事、高管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个是应该加以考虑的问题。在因果关系方面,也应当考虑如何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上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第二点意见,加大执法力度、推进资本市场的善治。在这次股市紧急状态中,大家看到行政执法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股市大跌的情况下,公安机关79号表态要打击资本市场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查处操纵市场的犯罪,股市随之上涨。这个现象也反映了行政执法在有些方面可能也还存在一些盲区,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个人建议首先应该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操纵市场行为的查处。

其次,我们不仅要对国内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国外从事违法行为的投资者也应该查处。不管谁操纵市场,从事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当依法查处。同时,还应该特别重视行政执法和刑事犯罪之间规定的衔接。我们过去这一部分经常出现一种断裂现象,有的案件已经都被判刑了,结果要追究民事责任的时候,反而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最后追究不下去,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两者之间总是不能形成一种衔接,行政执法和司法之间也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衔接。有时候行政查完了就不管了,甚至犯罪了也不再移送,不了了之。怎么样使行政执法和司法之间形成无缝的对接,对资本市场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意见就是进一步加大司法对证券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首先应当解决立案难的问题。大家知道目前的司法解释仅对虚假陈述做出了规定,所以虚假陈述现在开了个门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其他行为,比如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现在法院受案都有很大的困难。即使是虚假陈述也有不少限制,所以提起民事诉讼也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应该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有案必立、有诉必应的理念进一步加大人民法院对当前证券市场中的违法侵权行为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进一步加大民事责任的作用。另外,还应当解决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衔接问题,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最后,为了统一裁判规则,我们建议现在除了已经颁布的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还应当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方面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从而对人民法院在审理投资者权益的案件中统一标准、统一尺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我觉得证券市场的完善最终还是要靠良法善治,最终还是要靠法治才能形成有效的长效机制。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非常感谢王校长振聋发聩的学术观点。我听了之后有几点学习感受,第一点就是资本市场必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这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防范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的治本之策。第二点感受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证券法》,一定要抓住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画龙点睛的立法宗旨。围绕这个问题刚才王老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建议,就民事责任而言,他认为应当充实和强化中小股东分红权的制度设计。我个人觉得这实际上点到了市场失灵的软肋。按照传统公司法的制度设计,股东大会有权决定股利是否分配、股利分配几何。但是股东大会又被控制股东(包括实际控制人)所控制,而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能够通过关联交易捞到好处。表面上看,他们和中小投资者一样与民同乐,也没有获得分红,实际上通过大量毫无约束和限制的关联交易变相分红,所以对于王校长提出的这个问题怎么破解?我想能不能将来在立法上规定凡是有能力的公司必须拿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一定比例,比如说30%以上,以现金红利分发给投资者。如果说这个公司亏损,无红可分,应当启动专项的审计调查。如果发现有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的道德风险,比如有掏空公司资产的行为,应当依法启动问责机制,包括让无德无能的董监高及时下课。王老师刚才还提到民事责任在三大责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问题,我完全同意。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主张行政处罚是核心,也有说行政责任是核心。但是我认为按照王老师所说的以民为本的理念,还是应当让民事责任立于基础地位,因为民事赔偿进老百姓的腰兜,不进国库。

另外,刚才王老师还提到如何进一步提升行政监管的效能,特别是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程序之间的无缝对接机制。其实79号,孟副部长带队进一步调查恶意做空行为本身也发出了一个很好的法治信号。

刚才王老师还提到了司法环节,如何打造一个投资者友好型的法治环境。他提到了立案难的问题,使我想起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的一句话,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为由,拒绝裁判;否则,以拒绝裁判罪追究之。这一方面彰显了拿破仑的高度自信,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扩张的一个特点。

另外刚才王老师提出来,为了消除裁判标准的不统一,建议要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个人觉得这对于我们法院的同志也都有启发意义。再次感谢王校长。

下面有请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的总法律顾问Fiona Connell女士为我们致开幕词。因为亚洲开发银行一直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完善,Nicholas Calcina Howson教授、杨东教授跟我也承担了亚洲开发银行关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体系的一个研究课题。Fiona Connell女士本人出生于英国,后来在美国、香港和中国等各个国家和地区有过丰富的从事法律工作的经验。我想她的观点对于开启我们的全球视野和全球频道,大胆借鉴国际经验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有请Fiona Connell女士。

 

Fiona Connell(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法律总顾问办公室主任,Principal Counsel of 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sel,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C Resident Mission

各位来宾上午好!过去25年间,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法治完善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特别是在商事交易领域。目前我们正与中国政府就中国证券法治的完善进行合作。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亚洲开发银行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为当地环境法、证券法、银行法、非政府组织机构法的完善做出了一定贡献。过去20年间,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课题难度日益增大,复杂程度日益加强。每个课题都需要前所未有的领导力和决断力,同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的精诚合作。

对法律的分析、理解与完善是十分重要的,《证券法》也是这样。《证券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投资者友好,而实现投资者友好的市场环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所以,将《证券法》修改聚焦到投资者友好是十分正确的,也应当明确哪些因素可能对投资者友好型市场的建立产生影响。

投资者信心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市场中的金融大鳄,还是个人投资者,都会对投资者信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个人投资者(一般是市场中的弱者)需要获得与金融大鳄同等的地位,受到相同的对待,由此才能保证投资者信心。

市场透明度也十分重要。每个市场都存在完美的信息和不完美的信息,这一点无法避免。中国的中介机构本身存在不少问题。中介机构是市场中的看门人,将发行人的信息传送给投资者,同时利用发行人的信息进行判断,并将他们的判断传送给投资者。信息透明是投资者友好型市场的核心因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在中国政府和官员能够掌握更多高质量的信息,所以他们应当为市场透明度的提高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在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中发挥中坚力量,实际上政府的部分措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

最后,很荣幸参加此次会议,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好。谢谢!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非常感谢Fiona Connell女士对我们所做的开幕词。她特别提到了今天会议的主题,即打造投资者友好型法律环境的重要性。二是提到不管资本市场里边的大颚,还是散户,都要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秩序。而且她特别提到在资本市场里,几乎全世界没有一个市场的信息是完全透明、完美无缺的,总是有信息流转不畅、采集不畅、加工不畅的问题。她还提到注册会计师、审计机构应当发挥为投资者站岗、放哨、把关的作用。

刚才我也提出来现在我们面临的困惑。这些审计机构究竟是谁的受托人?是谁的看门人?现在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包括保荐机构)认为自己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和内部人的看门人。但如果说他们是融资者的看门人,那么似乎就不需要这种强制性的制度设计了。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可是中小投资者并没有真正成为注册会计师、审计机构的被代理人。Fiona Connell女士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光对审计行业,对律师事务所,乃至于对保荐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都很有启发,再次感谢Fiona Connell女士。

下面我们有请德高望重的魏耀荣教授给我们做压轴开幕致词,有请魏老。

 

魏耀荣(全国人大法工委咨询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荣誉仲裁员,全国人大法工委原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

先生们、女士们,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与这么多专家、学者、朋友一起讨论我国《证券法》的修改问题。我本来想,因为我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受香港城市大学邀请去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和商法的部分内容,同时进行学习考察。我想把我在香港学习、考察的心得体会和许多实际见闻向大家做一点介绍,作为一个参照物,希望对于我们讨论新《证券法》修订草案有所帮助。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想主要还是讲一点我对香港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一点印象,然后对修订草案提一些小的建议和意见

我在香港通过一年多的学习、调查和考察,一个深刻印象就是香港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演变,已经成长为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中心,孕育出了一个高度成熟的证券法律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是十分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我当时就想到一个问题,香港这一个半世纪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香港政府在市场经济的监管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有的学者就告诉我,香港这么多年来就是奉行一个坚定不移和坚信不移的信条,叫做积极不干预。本来这个不干预是各国对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准则,但是香港它非常巧妙地在前面加了一个积极,这种不干预前面加了一个修饰词,加了一个定语。所以香港能够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非常繁荣。

不干预本来是西方国家通行的准则,但是香港人有智慧,它又加了一个积极的。香港经济有那么几个经济支柱,就是房地产业、金融业,当然还有国际运输业、服务业等等。他们对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对于金融业、对于金融市场是要干预的,不会放任自流。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思考和借鉴的。

说到香港的证券市场和《证券法》,我也做了一点了解。大约在1973年前后,在这以前,香港对于证券市场几乎完全是放任自流的。可以说是零监管。就在那个时候,香港爆发了股灾,一批中小企业因此倒闭,而一批外国投资者那个时候大概捞走了40亿美元,那个时候美元的含金量比现在要高得多了。从这以后,香港就亡羊补牢,加强了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紧接着就制定了《证券条例》。当时香港是由财政司来监督、管理股票市场的,这个条例规定设立了一个审裁庭来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查监督。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我去香港的时候,香港已经从开始《证券条例》是由财政司来管辖,到后来成立了证券期货委员会,开始由商品期货发展到金融期货。后来又制定了比如说证券内幕交易条例,还有证券交易的修改条例。关于所谓证券和期货监管部门也叫做SFC,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就是SRC,美国叫做SEC。关于SRC有专门的条例,关于内幕交易也有专门的条例,还有修订条例,联合交易所条例等等形成一个有关证券市场的配套法律体系,这样证券市场就逐步走上了非常规范的轨道,正常的轨道。香港的几个主要经济制度包括房地产业,包括金融业,包括国际运输业、服务业等等,但是它对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是不放弃监管的。所以我觉得香港能够发展到那个时候,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就是对于他们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的根本准则是有关系的,有很大的关系。

我本来想提供一些实地的见闻作为大家的参照物,来研讨我们的修订草案。但是今天恐怕就没有时间了,我想就在这里对于这个修订草案讲几点意见。

一个是对当前证券市场形势的评析和修改指导思想。草案开宗明义提出《证券法》管制过多、过严,因此起草组参考借鉴境外证券立法经验,提出修改思想,要着力满足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改革的立法需求,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同时推动证券行业创新、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管理。

我这里提一点小小的意见。我觉得这样一些提法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好像不是完全吻合。我觉得甚至有一点南辕北辙、和现实脱节。现在这几天公安部门干预了证券市场,介入了证券市场,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证券市场存在问题的揭示也没有能够击中要害,不是很准确。对修改证券法的目的表述也失于偏颇。因此,我建议对这些提法加以斟酌,可不可以语言缓和一些,调门降低一些,特别是完全放弃事前监管可能要留下遗患,如果只有事中、事后监管,则是有终无始,而不是有始有终。

第二方面,关于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要取消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公开发行股票对拟在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对注册文件的齐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进行审核。我感觉到这种对注册文件的审核标准偏低,只有形式的审核,没有实际的审核。这个三性审核,就是刚才说的齐备性、一致性和理解性,这种三性审核几乎就是文字的核对。就像过去印刷厂铅字印刷,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我觉得对IPO的申请者应该设置一定门槛,不适宜四门大开、自由进出。如果只设一个登记簿,来访的客人登记了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职务,就可以登堂入室,我觉得会有问题。

我前面讲了,1993年我去香港考察过,就是因为当时体改委批准了九家效益好的国企到香港上市。他们到1993年都纷纷派出先头部队去考察、聘请律师,打前哨战。因为那些企业都是各地一把手的心肝宝贝,所以请了一些律师。当时因为我在那里讲学,讲我们的法律比较多一些,就有他们的律师和我交流,我当时觉得我就是成了问事处,他们常常打电话来问我一些问题,法治问题,所以我和他们之间还是接触比较多的。香港的倪教授很重视,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科,五个人,我常和他们交流,他们问我,我问他们,相互沟通。所以到我去香港的时候,后来因为专门成立了SFC,又有五名教授。我的印象是他们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一种监管制度,一个是SFC,一个是联合交易所,还有一个叫做公司秘书协会。他们三家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三脚架,对证券市场既支持又监管,既服务又监管,我看是比较有效的。到我去的那个时候,证券法就成为一个小的配套体系了,特别是在内幕交易上,有条例,又有修正条例。SFC和联合交易所都是有法律授权,都是比较有法律成效。

第三方面,关于修改发行条件。草案提到要取消发行人财务状况及持续盈利能力等盈利性的要求,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无经济类犯罪记录。符合这些条件就可以申请注册。这些规定比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发行条件。可能导致将来的发行人带病入室,先天不足。一旦后天失调,就势必严重损害中小股东、散户的权益,对现行《证券法》关于发行人财务状况及持续盈利能力等等一些要求的规定,还宜保留为好,不宜一概取消。我对草案关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无经济类犯罪记录这么一个规定,我觉得是条件过宽。而且容易被误解成有其他经济类犯罪记录的都可以不受限制,这有些画蛇添足,建议不要如此规定。

意见我主要讲这么几点。最后一个对于我在香港的学习心得和香港的一些有关的实际见闻我整理一下,提供给大家作为参照物,为大家进行一些比较的思考和研究。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谢谢魏老师。魏老师是我国经济立法的老前辈,出自他手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有两百多部。他在离开法工委经济法室的领导职务之后,一直关注国家的经济立法。他刚才回顾了香港证券监管体制建立和演变的历程,同时特别强调香港积极不干预政策,后面又对《证券法》草案,特别是注册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爱之愈深,责之愈切。魏老希望一级市场在公司入场的时候就能够优生优育,所以刚才提到如何预防上市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的道德风险也是一会儿我们要谈论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感谢彭老,魏老的夫人也亲自陪同参加会议。再次感谢魏老!

接下来邀请大家到法学院二楼的阶梯处合影,回来之后更加精彩!

 

(本部分由杨光、王伯潇编辑整理)


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构成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http://business.sohu.com/20150709/n4164454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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