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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与第三人权利保护
刘丽洁
上传时间:2015/5/1
浏览次数: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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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名投资,是指由于某种原因或处于某种考虑,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资本的投资者与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的主体不一致的投资现象,对于实际出资人,我们称为“隐名投资者”,即“隐名股东”;对于未出资却具有股东资格的一方,称之为“显名股东”。隐名投资者可否取得公司股东的资格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对于隐名投资人的规定基本是空白,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和第26条做出了规定。此司法解释的出台,认可了隐名投资者取得股东地位的可能性。本文将首先介绍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学说,梳理隐名投资中的几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然后进一步介绍隐名投资中第三人权利保护和隐名股东权利保护问题。
 
一、隐名股东的资格确认标准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

基于对公司社团性的考虑,我国法律要求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应该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之中。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资产的实际出资人和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之中的显明股东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所谓隐名投资的问题。所谓隐名投资,是指由于某种原因或处于某种考虑,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资本的投资者与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的主体不一致的投资现象,对于实际出资人,我们称为“隐名投资者”,即“隐名股东”;对于未出资却具有股东资格的一方,称之为“显名股东”。也有学者称“隐名股东”为“匿名股东”,称“显明股东”为“挂名股东”、“名义股东”。

(二)隐名出资形成的法律关系梳理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

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外在表现形式上是“隐、显”关系,内在是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一般会通过口头或书面协议界定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法律上没有对隐名投资协议的订立形式进行规定,因此口头或书面的隐名投资协议均为合法有效,由于口头合同取法证据证明的缺陷,实践中多以书面的隐名投资协议为主。在隐名投资协议中,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互负义务,互为对价,任何一方一般情况下都不能无偿从他方取得利益,即使是纯粹挂名而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显名股东,也履行着被隐名投资人者使用姓名或名称的义务。隐名投资协议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为成立,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不是隐名协议的成立要件。

最高法200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9条第1款规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并不当然使隐名股东获得股东地位,只有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其股东身份行使权利,还不能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

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为解决隐名出资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应当运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则解决。以委托代理视角解决隐显股东之间的关系,具体有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根据《合同法》402条的规定,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人自动介入规则的适用。就隐名投资而言,如果公司其他股东知晓并不反对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存在的,显名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应当直接约束隐名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应当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晓代持股协议的存在以及知晓后表示不同意代持股协议的,应当否认隐名股东的身份而以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至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他们之间的委托协议来解决。

第二,根据《合同法》403条的规定委托合同中还存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和第三人行使选择权规则。显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签署的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不仅约束显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还约束成立后的公司。如果因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显名股东无法对隐名股东履行相关义务的,隐名股东通常事先已经知晓显名股东投资的公司,故无需显名股东披露即可直接向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主张权利,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应当得到确认。如果因隐名股东不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显名股东无法对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履行义务的,显名股东应当向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披露隐名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可以选择显名股东或者隐名股东主张权利,选择显名股东,则是否认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选择隐名股东,则是肯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

关于上述观点,叶林老师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隐名出资人确以他人名义投资出资,仍应认定该出资人是未经公司确认的投资者,隐名出资人若想成为公司股东,必须依照公司股权转让程序,才能最终获得公司承认的股东身份,如果公司知晓该隐名出资人的存在,亦仍应以显名出资人作为公司股东。

另有学者认为,可以以信托关系来解决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隐名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存在一种委托关系,隐名投资人通过协议方式将自有财产以受托人名义向公司投资,财产所有权会发生转移,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角度来看,处分财产权的主体是受托人,投资收益最终归属于隐名投资人自己,这些特点都符合股权信托的一般结构。

同时也有学者针对股权信托,提出一些质疑。在用股权信托形式实现隐名投资的过程中,信托股权作为信托财产,其独立性与一般信托财产具备共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若干特殊问题。第一,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财产的收益也要归于信托财产。在股权信托的情形下,股息、红利是股权的收益,依信托法,应归入信托财产。但是,股利不能自动归入公司资本,而是需要通过法定的增资程序,通过股东的再投资完成。第二,信托的破产隔离功能在股权信托领域,还可能成为投资人规避风险的工具,这将严重商事公示公信的原则,置交易相对人的信赖于不顾,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将隐名投资形成的法律关系视为一种信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一定问题。

2、隐名股东与公司的关系——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隐名股东与公司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司是否认可隐名出资人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问题,即是股东身份认定的问题。换言之,隐名投资人可否取得公司法意义上“股东”的地位,依何种标准做出判断。股东是向公司出资或者认购股份并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上的人。简言之,股东即股权所有人。严格意义上讲,股东身份的确定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二是股东姓名或者名称被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前者属于确认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后者属于形式要件。

股东是相对于公司的概念,股东资格是相对于公司的特殊身份,股权具有相对权的属性,有别于物权法、人身权上的绝对权。如果公司不知道某“股东”的存在,或者公司不承认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就没有适用公司法的余地。因此,不能单纯依据出资事实来认定股东身份,公司确认才是股东身份的根本标志。

在英美等国家,由于信托制度的发达,股权信托情形非常普遍,因此通过股权信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关系是法律认可的。我国《公司法》对隐名出资人是否可以被确认为公司股东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司法界及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否定说,又称形式要件说。该观点认为,从立法上,我国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时根据公司股东明泽、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公司之所以采取登记制度,就是借其来保障股东权益、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隐名出资人如果被认定为公司股东,不仅是对公司人合性的破坏,还是对社会信用机制和国家队公司管理秩序的破坏,从而也使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趋于不稳,损害善意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还可能成为某些单位或个人利用隐名出资方式暗中从事经营活动提供法律保护。

第二,肯定说,又称实质要件说。该观点认为,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属形式要件,仅是宣示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仅对善意第三人具有政权功能,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股东之所以为股东,主要是看其是否对公司出资。如确实进行了出资,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在无法规避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对符合条件的隐名出资人还是应确认其为公司股东。我国《公司法》虽未对隐名出资做出规定,但也没有明确对隐名出资做出禁止性规定。且从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看,司法中是承认隐名出资人享有股东权的,只是为隐名出资人享有股东权附加了一定条件。

第三,折衷说,又称区别对待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区分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标准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取得股东身份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在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身份确认争议,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并与工商登记无关,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探求其真实意思,并据实对股东身份作出认定。如果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时,认定股东身份应充分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优先保护善意死三人,无需探求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直接依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名义股东身份。

第四,法律规范说认为,依据《公司法》关于“实际控制人”的界定,银民股东应当纳入实际控制人得范畴进行规范,那么隐名股东便不再就有公司的股东身份。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属于合同关系,除了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外,更多还需要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法律规范说区分了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隐名股东与除了显名股东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关系、隐名股东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

否定说和肯定说尽管都有可取之处,但都稍显偏颇,折衷说是多数学者支持的观点。

另有学者根据隐名股东的成因,区分善意规避法律和恶意规避法律,在此基础上区分隐名股东的资格确认问题:善意的规避法律而隐名出资主要是为了避免公司股东人数超过有限责任公司的50人上限,这种善意规避法律的行为并未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也没有侵犯法益,因此,这种隐名出资的行为是有效的,隐名出资者应当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恶意规避法律的隐名股东出资都是出于非法目的达到隐瞒投资者真真实身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隐名投资人是否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都不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显名股东与隐名投资人之间的协议仅在内部有效,不具有对外效力。

二、隐名出资与第三人权利保护

(一)、隐名出资人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

《公司法》第71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并规定了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要求,因此,有学者指出,股东资格的有效存在是股权转让之前提。股权,是公司收受投资者或股东出资后,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派生了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股东相互关系的权利义务关系,呈现了双重法律关系的属性,股权转让,大致相当于股东与公司相互关系的概括让与,并因此改变了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隐名出资情况下,股权转让效力形态存在问题的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显名股东未经隐名股东同意而进行股权转让,二是隐名股东直接转让股权而显明股东主张股东权利。以下具体分析:

1、显名股东未经隐名股东同意转让股权

显名股东未经隐名股东同意而进行股权转让,又可以根据第三人的情况,分为第三人善意和第三人非善意的情形:

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形下:因隐名股东故意营造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的外观特征,使得投资主体的形式主体与实质主体相分离,进而股权与实际投资人在外在形式上相分离,进而股权与实际投资人在外在形式上相分离,而却与显名股东在外在形式上相符。对于第三人而言,机遇外观主义和公司登记信息的公示、公信力,第三人有充分理由信赖显名股东即为公司股东,当然有权对外转让股权。此时,法律的倾向也在于交易安全的维护和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因此,此时股权转让有效,隐名股东只能基于违约或者侵权要求显名股东承担相应地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基于显名股东无权处分侵害其利益而主张股权转让无效。

第三人在与显名股东进行股权交易时非善意,是指第三人在与显名股东进行股权交易之前就已经知悉所涉及的隐名出资情况,而仍与显名股东继续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股权转让的效力形态应该视该公司态度而有所区别,如果公司对隐名出资事实及隐名股东资格予以确认,股权转让的效力就基于显名股东的无权处分行为而处于待定状态;如果公司对隐名出资事实及隐名股东资格不予确认,则第三人有理由继续信赖登记信息而确认显名股东的转让方主体适格,相应,股权转让亦应有效。

2、隐名股东直接转让股权而显名股东主张权利

在这种情形下,第三人往往是确信隐名股东是适格的转让主体而与其进行股权交易,这种情形下,股权转让的效力应根据公司是否知悉隐名出资情况并认可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而定。

如果公司知悉隐名出资情况并认可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此时隐名股东可引其与显名股东的约定为抗辩,也可基于公司对其股东资格的认定而对抗显名股东。此时,第三人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倚重对外公示的登记信息,而确信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第三人与隐名股东直接进行的股权交易是有效的。

如果公司并不知悉隐名出资情况及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予认可,尽管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存在隐名出资的契约安排,但是该种契约只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有效,不能对抗公司,因此此时,公司所认可的股东只是显名股东。在隐名股东转让股权而显名股东亦主张股东权利时,首先,隐名股东的股权转让得不到公司程序方面的支持而无法继续;其次,隐名股东亦无任何依据要求公司方面予以配合;再次,即使转让已经完成,其对股权的转让也会基于隐名股东无权处分而效力待定;最后,此时的第三人因为在其与隐名股东进行股权交易时没有必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而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其所谓基于对事实情况的充分信赖而与隐名股东进行股权交易,从此股权转让应当有效的主张也得不到支持。

(二)、瑕疵出资情形下隐名出资人的责任

对于隐名股东未如实缴纳出资,应当由谁作为出资不实的责任承担主体的问题,实践中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显名股东承担出资补足的义务,此观点主要是基于隐名股东否认说理论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认为股东对公司承担的出资义务属于法定义务,此种义务的发生依据只应当是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等文件对股东姓名或名称的记载。第二种观点认为由隐名股东承担出资补足义务,此种观点主要从法律关系的实质认定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登记只具有公示效力,无公信效力的角度出发,认为隐名股东在公司中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由其承担相应地足额出资义务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由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共同承担出资补足义务。股东负有保证公司资本充实的义务,与股东基于瑕疵出资对公司其他股东所产生的违约关系不同,基于公司资本充实的考量,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共同承担出资补足义务是合理的。

在处理显隐股东的内部关系时,以意思自治和真意主义为原则,以隐显股东双方的投资协议为基础,主张谁出资、谁享有投资权益、谁承担民事责任。在涉及外部第三人时,以公示公信的外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原则,名义股东以“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的稳定发展。因此,在隐名投资出资瑕疵的民事责任主体应该为显隐股东双方,他们之间应以连带责任的方式对显隐外部第三人承担出资瑕疵民事责任,这样更利于保护显隐外部第三人的利益。

三、隐名股东的权利保护

1、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纠纷时,法院应当依什么证据认定股东资格?不同的证据的证明力如何,证据之间存在冲突时采信何种证据,是审理股东资格纠纷案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个投资者具备以下条件时即获得股东资格:(一)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确认受公司章程玉树;(三)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四)获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五)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六)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为股东;(七)实际享有投资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有学者将这些证据分为源泉证据、效力证据和对抗证据三类,其中源泉证据包括出资证明书和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效力证据包括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股权登记资料和股东名册,对抗证据主要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

如果一个民事主体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当然应当认定其股东资格。但是,在隐名出资的情况下,往往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各符合其中的几项,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认定?

根据实质说,当以上证据冲突时,应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尊重源泉证据的效力。也就是说,实际出资的证据效力大于属于对抗证据的公司章程的效力,即便章程对隐名股东没有记载,并不妨碍其根据实际出资证据寻求股东资格的确认。

针对实际出资的证明力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实际出资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也不确定的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理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并不是一种对应或等同的关系。在授权资本制下,股东可以在公司成立后一定期限内缴足资本,因此,出资不实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只是导致相应地法律责任。其次,在经济生活中,投资者用作出资的财产的来源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以出资财产的所有权归属来确认股东资格往往会有失偏颇。

由于实际出资也不能成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在审判实践中,应该遵循“从严”的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不应得到确认,只有当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之间对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且实际出资人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及其他多数股东也之情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才能得到确认。

2、债权投资于股权投资的区分

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隐显股东之间存在投资协议往往不存在争议,投资的性质往往是案件争议的焦点,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是股权性投资还是债权性投资,这直接影响实际投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如果认定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是一种债权性投资,那么仅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形成债权关系,也就不存在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只有确认投资的性质是股权性投资,才能进一步考虑其他相关证据,进行股东资格的确认。关于债权性投资和股权性投资的理论问题,在此不做详细阐述,以下介绍一个相关案例,并作简答评述。

《赵拥军诉王运州、焦作市鑫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中,原告赵拥军诉称,2008年11月份左右,原告与被告及其第三人协商,共同出资成立鑫达汽车维修公司,股权平均分配。并决定由被告作为企业的组建负责人,由其办理企业设立申办手续,之后,原告与第三人将注册资金交付于被告,由被告办理相关工商手续。2008年12月8日,三人共同出资的焦作市鑫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由被告负责经营,之后两年,原告及第三人每年都按股份分得利润。到第三年,被告以公司亏损为由,拒不向原告及第三人分配利润,原告及第三人要求查账,被告拒不配合。被告竟撕毁三方协议,称当初原告及第三人交付钱是借款,不是出资款,并称前两年支付的不是利润,而是还款。此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原告的出资性质问题。

法院判决认为:出资是债权投资还是股权投资,约定不明,对此,被告否定与原告之间有股权投资关系。对股权投资的认定,应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从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及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来综合认定股东资格。

本文认为,法院认为,双方投资协议中对投资性质约定不明,因此不能通过协议认定投资的性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股权投资的认定和股东资格认定,是两个层面的内容,股权投资的认定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前提条件,但是,认定股权投资,仅仅是认定实际出资,而如前所述,实际出资并非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且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东名册等证据,对于出资行为形成的关系,并无证明力。

[ 结语 ]
尽管已经有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隐名投资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现有立法对于隐名投资本身以及隐名投资的后续问题的规范,仍然都不够明确,仍待进一步完善。在立法有空白的情况下,司法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处理显隐股东的内部关系时,应以意思自治和真意主义为原则,以隐显股东双方的投资协议为基础,主张谁出资、谁享有投资权益、谁承担民事责任,在涉及外部第三人时,以公示公信的外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原则,以保护第三人权利和交易安全为基本出发点,综合考量,妥善处理。
 
 
(责任编辑:马力)
注释:
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的概念存在法律上的逻辑矛盾,因为,在我国,股东资格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记载,没有出现在工商登记材料中的主体都不能冠以股东之名,所以,“隐名股东”并不是股东,称作“隐名投资者”更为合适。本文一下所论“隐名股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公司法界定的股东,为了方便与公司法界定的股东产生行文上的比较,仍采用这一称谓。
   石育斌:“如何认定台商在大陆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以上海为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9-60页
   董景山:“有限公司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法律地位刍议”,载《理论界》2009年底3期,第94页
  董景山:“有限公司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法律地位刍议”,载《理论界》2009年底3期,第94页
   石育斌:“如何认定台商在大陆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以上海为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60页
   《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9条第1款: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出资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以其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
   吴高臣:“论隐名股东身份的认定”,载《理论前沿》2008年第23期
   《合同法》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合同法》403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叶林:“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119页
   王芳:“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期,第106页
   股权信托作为一种以股权为信托财产的信托行为,是指委托人将其持有的某公司的股权移交给受托人,或委托人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该资金定向投资于某公司,受托人因持有某公司的股份而取得收益,归属于受益人。
   郑书:“隐名投资中信托股权的独立性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0期
   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认定”,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第69页
   赵磊:“公司诉讼中的法律解释—以隐名股东问题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04-105页
   叶林:“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118页
   《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扈家瑜:“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及其责任承担”,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56-57页
   以下所述股权转让,无特别说明,仅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在此不论。
   王尚:“试论隐名出资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的影响”,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1期,第
   叶林:“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法律地位”,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第69-70页
   张彬:“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研究”
   樊美清:“公司诉讼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3期,第61-62页
   雷金牛:“隐名投资出资瑕疵民事责任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50页
   华小鹏:“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第116页
   潘晓璇:“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4期,第17-18页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2)解民初字第1009号
  
  [ 参考文献 ]
  
  
  1. 董景山:“有限公司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法律地位刍议”,载《理论界》2009年底3期
  2. 石育斌:“如何认定台商在大陆隐名投资的法律效力—以上海为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 叶林:“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4. 郑书:“隐名投资中信托股权的独立性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0期
  5. 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认定”,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第69页
  6. 赵磊:“公司诉讼中的法律解释—以隐名股东问题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出处: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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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洁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与第三人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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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您对这一决定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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