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商法前沿论坛  |  法治广角  |  法治动态  |  商法研究所  |  商法大讲堂  |  案例争鸣  |  案例集锦  |  征稿启示
公司法治  |  证券法治    |  银行保险  |  法律实务  |  考试大观园  |  研究生园地  |  法律法规  |  法治书苑  |  网站编辑部
 今天是
[商法前沿论坛系列之八十二]预告:What Protection Do Directors Have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第八十二期: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政策与法律 预告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公司法治>>理论研究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学思考
刘俊海
上传时间:2014/5/6
浏览次数:3640
字体大小:
关键词: 国有企业; 现代企业制度; 公司制; 国家股东权; 治理
内容提要: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公司制改革的大方向。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核心是依法行使与保护国家股东权。准确界定国家股东权的权利主体与代理主体是完善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必须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强化国家股东的分红权。必须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鉴于现代公司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深化国企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公司法》的轨道上建立健全现代公司制度。

  一、坚持公司制改革的大方向

  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创新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利益与权利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一利益可有多种法律表达形式。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制与法学意义上的所有权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从法学角度看,国家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分为三种:所有权(物权)形式、债权形式和股东权形式。从法律史角度看,物权、债权与股东权的产生次第相随。若以国有资产的法律表现形式为线索,国企改革也经历了国营企业模式、承包租赁模式和现代公司模式三步曲。

  国营企业模式又称“物权模式”或“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模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国家既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所有权(国家财产所有权)、经营权(国家经营权)和行政权(政府经济行政权)三位一体,人财物产供销等决策一览无余。其缺乏独立于国家投资者的法人资格,如同国家的算盘珠。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执行国家计划,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国营企业经营成果与风险统统归于国家。该模式导致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活力普遍匮乏。

  承包租赁模式又称“债权模式”或“国家所有、企业经营”模式,是我国在“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以下简称“两权分离”)理论的指导下,为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产投资效益而进行的大胆尝试。该模式以国务院于1988年2月27日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于同年6月5日发布《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为标志。国家通过与企业订立承包、租赁合同等方式赋予企业经营权,但保留国家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该模式曾为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采用。但由于很难摆脱对国家所有权及行政权的过度依赖,企业经营权难以兑现,国有资产难以保值增值,国家对企业债务与亏损的无限连带责任无法解除。个中原因是,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客体同为企业财产;除不含收益权能外,企业经营权的内容几乎等同于国家所有权的三项权能(占用、使用和处分)。“两权分离”理论虽强调企业经营权的相对独立性,但未禁止国家所有权中四项权能的具体行使,势必导致两个主体就同一客体行使同一权能时发生冲突。由于企业经营权受到国家所有权非规范、非理性的制约,企业必然缺乏独立于投资者的法人资格、独立意志与市场竞争意识,难以成长为契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难以实现从身份到人格的历史转变。虽然199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授予企业十四项经营权,但在该条例实施两年后,一些部门对还权于企业表现出不放心,放权不放手;一些部门“管”企业的劲头还不小,使企业无所适从;国有企业负担仍然沉重;企业自身转换机制力度不够;少数厂长对搞好国有企业信心不足。

  国营企业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承包租赁模式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进程中的过渡形态。无论是国家所有权与国家经营权高度合一的国营企业模式,还是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的承包租赁模式,都未能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都不符合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现代公司模式又称“股权模式”或“企业所有、企业经营”的模式,是指国家享有股东权、企业享有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产权结构与治理模式。股东权是独立于物权和债权的新型民事权利。物权、债权与股权都是财产价值的法律实现方式,并不必然发生财产价值的衰减。现代公司制模式完全符合权利守恒定律。国企推行公司制改革后,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法律实现方式也将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的静态、机械、单一、封闭的物权模式,以及随意、有期限的债权模式,将被动态、灵活、丰富、规范、开放的股东权模式所取代。

  国家股东对其投资设立的公司享有股东权,并以其认缴注册资本为限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国家股东既可享有知情权、分红权、转股权、退股权、解散公司诉权,也可通过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等平台参与公司治理。公司债权人和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亦可各行其权、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国家股东权既不同于物权,也不同于债权,而是国家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后换来的新型民事权利。

  现代公司模式以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12月29日通过《公司法》为标志。《公司法》确立了国有独资公司的法律地位,鼓励国有企业改制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了以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为骨干内容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并为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实现扭亏为盈清除了制度障碍,奠定了法律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8年10月28日通过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进一步细化了国家股东权的行使规则。该法第5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第6条重申,“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公司制模式是国家所有制之于国有企业的最佳法律实现方式。十六大报告就曾指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发展走到今天,我们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持国企在公司法轨道上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大方向,决不能走回封闭僵化的老路;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也要大胆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质就是深化公司制改革,实现国有公司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为此,应尊重《公司法》的权威,把所有国企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建立明晰的产权结构和高效的治理结构。国企的公司改制行为及其改制后的运营和治理都须严格遵守《公司法》与《国有资产法》。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政企不分的部门须改制为公司(如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也应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进行。

  全面深化国企公司制改革,既要全面总结成功经验,更要深刻剖析反面教训尤其是国家股东权保护与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近年来,虽然国家股东分红甚微,但高管贪腐犯罪时有发生,已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公众不满。全面深化国企公司制改革,必须在捍卫国家股东权与深化国企内部治理改革等方面有所作为。

  《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一论述有极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

  实践中,国资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经常被误解为“管人管事管资产”。称其为“误解”,原因是:首先,除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监事外,所有董事、监事均由股东会任免,董事长由董事会任免,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免。国家股东即使是大股东,也无权越过股东会与董事会直接任免公司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直接“管人”。其次,公司的宏观决策由股东会作出,中观决策由董事会作出,微观决策由经理层作出,大股东也不宜越俎代庖,代为“管事”。其三,国家股东向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已转化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其也据以获得股东权。既然国家股东丧失了对注册资本的物权,公司对其取得的全部财产享有物权和经营自主权,国家股东当然不能直接“管资产”。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资监管部门必须实现由“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角色转变,而“管资本”的核心是代表国家对国企行使股东权。因此,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股东权的行使与保护工作。

  《公司法》第3条第1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国有资产法》既在第2条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也在第16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国家股东权与法人所有权相伴相随,既严格区别,又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没有法人所有权,就没有股东权;没有股东权,也没有法人所有权。为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必须确认、保护和尊重公司的法人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公司及其经营者必须敬畏和保护国家股东权。否定、漠视、侵害国家股东权的做法是违法的,将国家股东权与国家所有权混淆的理论也是错误的。

  长期以来,国家股东“只播种、不收获”,行使的股东权内容并不完全,影响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完善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股东及其代理人必须积极稳妥地行使股东权利,尽快补课,收复“失地”。为维护自身的最佳利益,国家股东要善于行使知情权、表决权、诉权、分红权,学会用手投票(表决权)、用脚投票(股权转让)、用钞票投票(购买股权)与用诉状投票(行使诉权)。

   二、准确界定国家股东权的权利主体与代理主体

  长期以来,国有资产究竟是国家所有、政府所有,还是人民所有,在理论界存有争论。《决定》深刻阐明了国企与全民之间的逻辑联系:“国企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此外,《企业国有资产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

  国企与全民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是从形式上看,名义权利主体是国家;二是从实质上看,实质权利主体是全民,即全国13亿人民;三是从权利主体的代理人角度看,国务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法定代表机构。从信托法角度看,全国人民是受益人(实质权利人),国家是委托人,国务院是受托人。把全民界定为国有资产的实质权利主体,有助于把全民利益最大化作为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企治理、提高国企透明度的指南针。实际上,国企是股东人数最多、透明度最高的公众公司。

  凡有代理关系,必有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与代理成本。由于全国人民无法事必躬亲,国家遂将国家股东权委托国务院行使。鉴于国务院无法事无巨细行使代理权,《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条授权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其中,国务院确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家出资企业,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鉴于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无法亲力亲为,《企业国有资产法》第11条建立了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其下属机构的第二次转授权制度:国务院国资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依法设立的国资监管机构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还可根据需要授权其他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无论代理链条延长到哪里,代理人都要对作为终极权利人的全国人民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善尽信托义务。

  实践中,国有控股的一级企业往往成为不具体从事生产经营的纯粹控股公司。核心优质资产和业务往往处于二级、三级或四级企业等附属企业。而附属企业层面的企业改制、关联交易、不法担保、资产转让等环节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一些高管为规避国资监管措施,刻意将优质资产转投资到附属企业。投资链条越长,代理人对抗国家股东权的能力越强。此即国有资产和权力的下沉现象。

  为遏制这种现象,国家股东权不仅应覆盖一级企业层面,也应涵盖二级以下企业。但国家股东不宜越俎代庖,剥夺一级企业对二级企业、二级企业对三级企业、三级企业对四级企业的股东权利,而应在不损害附属企业和其他股东权利的前提下行使股东权。国家股东代理机构对二级以下企业享有知情权和股东代表诉权,并有权评价一级企业对二级企业行使股权的绩效。国家股东对二级企业既不能严格管制,也不应撒手不管;既要捍卫国家股东权,也要遵守公司制度和法理;既强调“父亲管儿子、儿子管孙子、孙子管曾孙”的股权逐级行使纽带,也要重视“父亲”对“子孙”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否则,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

  鉴于国企是全民所有企业,《决定》明确提出,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分红权是国家股东的核心权利。推进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推行积极分红政策,强化国家股东的分红权。

  第一,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有助于理顺国家参与的两类不同法律关系,即私法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与公法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股权关系是典型的民事关系,而税收关系是典型的公法关系。长期以来,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参与的法律关系经常混沌不分,公权关系和私权关系往往相互混淆。1994年以来国家对国企采取的以税代利的做法否定了国家作为投资者(股东)的一般性,而以公权力取代了民事权利。重视国家股东分红权,有助于正本清源,理顺这两类法律关系。当然,私法关系与公法关系还可进一步细分。例如,在私法关系中,国家不但基于股东资格与企业发生股权关系,还基于国有资源物权与企业发生债权关系(如资源特许使用费)。

  第二,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有助于明确国企的营利性。在讨论垄断领域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措施时,一些国有垄断企业为对抗市场竞争机制,称自己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特殊企业,是国家的化身,不以营利为目的;当消费者要求承担社会责任时,一些企业又称自己具有商事企业的一般性,要追求营利最大化,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当国家行使分红权时,一些企业则称自己不具有营利性。换言之,国有垄断企业有时可利用不同角色对抗市场竞争、消费者和国家股东。企业营利性的试金石不在于商品或服务的提供是否有偿、价格几何,而在于是否将税后利润分配于投资者。如果企业不将利润分配于投资者,即使企业赚钱也非真正商事企业。因此,建立国家分红制度有利于明晰国企营利性,推动国企角色定位的清晰化。至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企则应当改制为非营利事业单位,不宜保留商事企业身份。

  第三,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有助于完善市场竞争政策。许多非国企尤其是民营企业也从公平竞争的角度高度关注国企分红政策改革。国企只需交税,而无须向国家股东分红。而民营企业既面临向投资者分红的压力,还要向政府纳税,生存与竞争压力之大可以想见。因此,国家股东行使分红权不仅造福国家股东,也有助于优化公平竞争秩序,打造国企和非国企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更有助于增强企业活力。

  第四,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有助于遏制内部人控制和内部腐败现象,完善公司治理。《政府采购法》要求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时履行公开招标义务。国企虽控制与使用公共资源,却无须遵守强制公开招标采购的要求,这为内部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国企分红越少,公司高管道德风险就越高,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风险也越大。“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为预防高管道德风险,适度减少高管支配的国家股东财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五,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有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决定》指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既须采取轻徭薄赋、放水养鱼的税收政策,又须投入巨额财政资金。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较大的压力与挑战。在不增加民众税负、改善民众福祉的双重政策目标下,大力推行积极分红政策,稳步提高国家股东分红水准,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梦。

  2007年9月8日,《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指出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和国资委制定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资源型国企上缴利润的10%;一般竞争性国企上交5%;军工、转制科研院所国企暂缓3年上交或免交。《企业国有资产法》第18条第2款亦要求国家出资企业依法向出资人分配利润,并在第6章专门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虽有进步意义,但亟待完善。

  首先,应坚持和完善股东本位的分红决策程序。各国立法例对分红决策机构存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之别。正如美国诸州公司法授权董事会宣布股利;而我国公司法授权股东会宣布股利,但董事会有权向股东会提交分红方案。就我国国情而言,应继续坚持股东会中心主义政策,以避免内部控制人侵占股东财富的道德风险。

  其次,应推行积极分红政策,反对低分红或不分红。股东究应追求股东短期利益最大化、还是长期利益最大化,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公司利益最大化,并无单一标准答案,而纯属股东包括国家股东的商业判断范畴。鉴于国家股东长期未获分红,建议立法者强制国有控股公司推行积极分红政策,公司税后可分配利润半数以上均应作为股利分配。公司慷慨分红的,应予鼓励。对于无红可分的亏损公司,国家股东有权对亏损公司和管理层展开专项审计,及时敦促公司淘汰庸才高管,追究背信高管的责任。企业管理层若主张少分红更符合国家股东与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应主动承担举证责任。

  再次,应积极创造条件将国家分红纳入公共预算。《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公共预算采取了“相对独立、相互衔接”的态度。为改善和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事业投入、降低纳税人税负,建议把国家股利全部纳入统一公共预算体系。从长远看,建议积极稳妥地探索国企向全民分红的制度设计,实现全民共享国企发展成果。

  公司治理乃公司命运之所系。公司治理水平之高低攸关股东投资价值、公司核心竞争力与民族经济竞争力。要提升国企竞争力,必须大力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决定》强调,“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泛指公司管理层对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商业实践。公司良治既是理念,也是制度安排,更是商业实践。没有良治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先进的公司治理制度。有了先进的公司治理制度,未必能催生出先进的公司治理实践。我国不少国有控股公司虽聘任了独立董事,建立了风险控制委员会,印制了《风险控制手册》,仍未能阻止个别高管一手遮天的错误决策和公司巨亏,值得深思。

  公司良治的实现,既需要好人,也需要好制度与好文化;既应优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更应优化公司治理的功能,切实提高股东会的决策力、董事会的执行力与监事会的监督力;尤其应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诚信约束与激励机制。鉴于国企高管腐败和懈怠现象不少,必须遵循标本兼治的理念,完善公司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大幅提升高管失信成本并大幅降低其失信收益。

  提升国企治理能力,必须牢牢把握公司良治的六大核心特征:透明度、民主性、问责性、尊重股东价值、股东平等与公司社会责任。

  第一,国企治理应具有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企虽是全民所有企业,但由于缺乏应有的透明度,许多公众对其财务和经营状况茫然不知。《决定》明确提出,“探索推进国企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笔者认为,最大的公众公司未必是上市公司,而是国企。在国家股东权被虚化的情况下,必须强调国企作为全民企业的法律本质,积极推进国企透明化改革。即使国企不是上市公司,其透明度也应高于一般的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虽数以万计,但国企的终极受益人数以亿计。建议尽快出台有关国企透明的法律规定,确立各类国有控股公司包括非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企业定期公布年报、中报、季报甚至月报,遇有重大情况还须随时公布临时报告。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公司报告存疑的,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有权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查阅的过程与结果。

  第二,国企治理应具备民主性。实践中经常存在的一把手“一言堂”现象违背了公司民主治理的基本原则。在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减注册资本,发行债券,开展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中往往潜伏着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受益者往往是企业内部人,受损者则很可能是国家出资人、债权人和广大职工。此类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一言堂”现象。鉴于此,有必要强调:除由国家股东代理机构依法直接决策外,国有独资企业的重大事项由企业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的重大事项由董事会决定;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的重大事项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由股东会决定的,国家股东代表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的民主性强调公司民主、股东民主,强调治理机构间的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与相互制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体的决策必须弘扬“程序严谨、内容合法”的法治理念。当然,国家控制股东不得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内部控制人也不得滥用经营权损害国家股东权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第三,国企治理应具备问责性。问责性强调公司内部人职责明确,赏罚分明,问责途径畅通。一些国企负责人利用企业改制之机,推行信息不公开、对价不公允、程序不严谨的管理层收购(MBO)活动;有些管理者甚至自买自卖,用国有资产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再将其据为己有;有些高管利用近亲属开设的公司与自己控制的国企秘密从事不公允关联交易,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因此,《决定》特别强调,“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为此,必须抓紧解决无人代表国家对侵害国有资产者提起民事诉讼、维护国家财产权利的问题。国资委和财政部等国家股东权代理机构有义务维护国有资产不受非法侵害、监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倘若其拒绝或怠于对侵害国有财产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有权以自己名义、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提起诉讼。鉴于国家股东权和国企权益受损关系到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建议借鉴《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授权公民在上述部门拒绝或怠于对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时,以公民自己的名义、但为了国家股东利益而对侵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胜诉利益归属国家,但胜诉原告可从胜诉利益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

  第四,国企治理应尊重股东价值。从权力的来源看,公司治理的权力源于股东;从权力的目标来看,公司治理权力为了股东福祉而行使;从权力的行使来看,公司治理权力须由股东共同参与行使。国家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既包括表决权,也包括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诉权和股权转让自由等。国家投资的各类公司都应坦诚地欢迎国家股东和社会公众监督;都应自觉推行积极分红政策,为国家股东创造满意的投资回报。

  第五,国企治理应秉持股东平等精神。国家股东虽然在其控股公司中为控制股东,但在参股公司中也会处于小股东地位。公司治理不仅要体现同股同权的形式平等原则,也要体现禁止控制股东排挤小股东的实质平等原则。根据形式平等原则,股东按持股类别和比例行使权利。但形式平等原则也易被某些控制股东借以压榨、排挤小股东。制度设计只有向中小股东适度倾斜,才能充分体现实质平等原则。当前,尤其应妥善处理好国家股东与民营股东间的利益关系。《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因此,要正确处理国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体现地位平等、共同发展、公平竞争、互利合作与平等保护的基本理念,坚决反对所有制或股权的等级论。

  第六,国企治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不少国企盈利能力增强了,但社会公信力并没有相应提高。现代企业不能唯利是图。《公司法》第5条要求各类公司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决定》明确将“承担社会责任”列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公司不能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唯一存在目的,还应最大限度地关心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职工、债权人、中小竞争者、当地社区、环境、社会弱者及整个社会公益。社会责任是公司社会性的体现。公司的社会性与营利性缺一不可。国家出资企业是全民所有企业,理应比其他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国企必须树立“一心二维三品四商”的新理念:对全民常怀感恩之心;在树立盈利合理化(而非最大化或暴利化)思维的同时,树立社会责任思维;在提升产品质量和综合性价比的同时,提升企业品质以及企业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实现产品、企品与人品的三位一体;在不断提升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智商的同时,提高受公众信赖与尊重的情商、信仰与敬畏法律的法商以及践行最佳商业伦理的德商,实现智商、情商、法商与德商的四位一体。

  “名不正,言不顺。”长期以来,国企高管究竟是政府公务员,还是职业经理人,理论界聚讼纷纭。对此,《决定》指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国企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因此,董事长与总经理等企业家不是公务员,而是职业经理人、商人。既然是职业经理人,就应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自觉践行国际职业经理人普遍认同的伦理准则。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决定》强调,“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激发企业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国企必须按照奖勤罚懒、扬善抑恶的理念,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新型制度体系,彻底打破“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减”的潜规则,彻底排除人情、权力与金钱的不当干扰。

  “胡萝卜与大棒同等重要。”《决定》强调,“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长效激励机制与长效约束机制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长效激励机制还会转化为企业家与内部管理人员的长效自我约束机制。最有效的约束机制是长效激励机制,而非临时性、暂时性的约束机制。企业与管理者在多赢共享、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绑定利益之后,各方主体同心同德、共度时艰的巨大潜能易被激发出来。建议规范国企职工与高管持股计划,完善企务公开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平台。

  鉴于某些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及问责机制虚化现象,为更好地保护国家股东利益,《决定》强调,“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建议立法明确规定高管薪酬与福利的确定条件和程序,既应坚持管理者薪酬市场化改革方向,也应遵循按劳取酬的公平理念,充分考虑基层劳动者、消费者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认真参酌同行业、同地区与同企业的平均薪酬水准,坚决反对无功受禄、小功大禄、奢靡腐化的不公平现象。

(责任编辑:王晓栋)

注释: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北京:人民日报,2013-11-16,(1).
  吴锦才,莫新元.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就《条例》颁布两周年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N].北京:人民日报,1994-08-03,(2).
出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 12 01期
 
   【关闭窗口】
 
刘俊海  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
刘俊海  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学思考
刘俊海  论法官公司争讼裁判思维的创新(下)
刘俊海  论法官公司争讼裁判思维的创新(上)
刘俊海  论公司并购中的小股东权利保护
刘俊海  股东主权理念是股权文化的核心内容
刘俊海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应用于司法实践的若干问题研究

创网辞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春风,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沃土上,《资本市场法治网》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喜事。.. .[全文]
主编刘俊海教授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博士。兼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文]
网站公告
 第五届“北仲杯”全国高校商事仲裁有奖征文大赛活动通知
 2016年度“虞恒商法论文奖学金”评选结果公示
 [商法前沿论坛系列之八十二]预告:What Protection Do Directors Have
学术动态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打造投资者友好型证券法,推动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论文征集公告[截至2015年7月2日]
 [图文]如何看待政府开发专车软件管市场?
 《中国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裁判文书汇编》正式出版
 日本公司法修改的最新发展趋势
 经济立法的软肋
 刘俊海教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就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提振消费信心发表学术观点
热点文章
无热点文章!
 
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评论
·征稿启事   ·目录
法治书苑
书名: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原理、材料与案例
作者:黎建飞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原理、材料与案例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及投资兴业的热点
在线调查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您对这一决定如何看待?


本网站由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创办
建议使用IE4.0以上1024*768浏览器访问本站 京ICP备08104484号  网站管理
如果您有与网站相关的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capitallaw@yeah.net),我们将做妥善处理!
版权所有©转载本网站内容,请注明转自"资本市场法治网"
欢迎您!第 位访问者!